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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发布时间:2012-04-13 02:59 作者:管理员

试论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李宣平

 

纵观徐特立一生的教育实践,作为一位无产阶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形成、成熟和完善几个阶段。

 

一、萌芽期(18951911):教育救国

徐特立教育生涯始于1895年。其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与战后《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冲击,举国上下震惊与悲愤之余,如何从亡国灭种的险恶前景中解脱出来,已成为朝野上下一切有识之士所共虑的迫切课题。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道路上,最深层次的社会需要之一乃是教育领域的破旧立新、培育新民这样一个重大命题,人才问题和教育问题受到空前重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徐特立开始就教于当地蒙馆,“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可以进步,又可谋生”。

徐特立幼年就读于蒙馆,受过典型严格的传统式教育,学有所专、精于国学,传统文化教育的陶冶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烙印;这一时期,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徐特立积极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针砭时弊、议论时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此后维新夭折,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以及随后的新政等一系列推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转型大事件,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之路由此改变。如果不是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奇变,徐特立也会与他的前辈们一样,走传统士人读书、入仕的老路。20世纪初,第一轮留日热潮兴起,湖南留日士子包括黄兴、胡元??、朱剑凡、陈润霖等大多选择师范为主业,他们深刻感受到外来教育制度的先进性,归国后痛感旧教育制度的空疏腐朽,成为新教育最有力的推动者。1905年,28岁的徐特立还参加了清政府举办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3000多名考生中考取第19名。也是在这一年,清廷下诏废科举,徐特立进入由从日本学习师范回国的同盟会员周震鳞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这是一所仿照日本师范学制与课程创办的新式师范。徐特立在这里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等新知识和西洋史、东洋史等讲授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接受了新的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由崇信康梁转变为相信孙中山的道路,毕业后下决心致力于发展小学教育事业,同年和好友创办梨江高小、五美初小,不久受聘于周南女校,成为长沙各校争相聘请的名师。

在这一时期,徐特立开始认识到国家之所以贫弱落后不发达,之所以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凌,根本原因是人才不足,也就是教育不发达、不普及。因此,要想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就必须将改革和发展教育视为救亡图存的要津。只有将教育作为突破口,才能使国家转贫为富、转弱为强。农民出身的徐特立对穷苦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了解他们的现状和要求,深感“国家的存亡问题有做启蒙的必要”,“人民大众不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在这一时期,徐特立由教书谋生转向服务社会,进而以教育作为其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事业,开始注重教育改革与实践。这是徐特立人生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标志着徐特立教育思想的萌芽。

教育救国是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救国主张,是民族危机和忧患意识的共同产物,本质上属于改良主义思想。此后随着时势的发展,徐特立开始认识到,忽视教育发展的社会前提,单纯通过改良的路改变不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他一方面注重教育理论学习,倡导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还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笃行民主革命事业。1909年在长沙修业学校的课堂上,徐特立曾慷慨陈词,历数洋人欺侮中国人而满清政府对外屈从、对内残酷镇压的事例,悲愤至极,断指血书“驱除挞虏,恢复中华”,以表达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激发青年学生挑起救国救民的重担。

 

二、发展期(1912-1927)平民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特立积极参与其中,并一度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然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他所期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化为泡影,他深感“政府总是坏的,革命者做了官就要叛变,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1912年,徐特立辞官全力投入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五美初级小学和长沙师范等学校;单独开设师范培训班,适应当时迅速发展的小学教育事业的需要。同时,他还在各校教课或兼课,讲授教育学、管理法、教授法、伦理学等课程,并编写教材,培养了大批师资,被誉为湖南教育界的“长沙王”。

近代中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之下,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极端低下,文化教育方面更是极端落后,“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民国前期社会变化发展的新要求,促使在大变革中开阔了视野的徐特立重新思考新教育的位置和方向。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启太平”,中国传统举业教育始终裹挟着浓重的精英意识与贵族情怀,新教育是实用的教育,也是去贵族化的教育,对于平民教育的关注,意味着教育真正走出象牙塔,摆脱贵族化,这是一项富有革命性的变革。面对惨淡的国情和现实,徐特立深为悲愤:“须知世界第一等人都是做工的人”,那些穷苦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合理的!为解决农民子弟读书问题,他创办了梨江高小、贫民夜校等学校,专门吸纳工农子弟入学。徐特立进步的教学方法及内容很快得到了穷苦群众的信任,要求入学的人与日俱增,学生中有工人、车夫、店员及其他贫苦人。徐特立以他高尚的品德和行为,教育和激励着大批的穷困工农子弟,促使其中的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徐特立更加把对平民社会的关注视为其教育使命的最重要内容。近代湖南平民教育早在清末新教育之初即已发端,20世纪初在湖南流传甚广的国民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都有关于关注普通民众、重视民众教育之议。徐特立与杨昌济、胡元??、何炳麟等一大批教育界、知识界名流都视民众教育为改造社会、开发民智的重要工作。辛亥革命前夕,当时在周南女校任教的徐特立在长沙北门外的李大中丞祠,创办了湖南第一所平民学校。到五四运动前后,当时平民教育的倡导者频频造访湖南并将其作为实验场所,继19191920年间杜威、罗素来湘掀起第一轮平民教育传播热潮之后,19223月,晏阳初应湖南省基督教青年会之邀来长沙开展平民教育讨论会,并进行他的首次实验,并得到了赵恒惕的首肯与与省内各界人士的支持,随后长沙平民教育的实践经验被晏阳初等运用于各地,于是湖南遂有“平民教育策源地”之称。

徐特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平民教育的理论主张,但他在平民教育的实践与思想方面,勇立潮头,敢为人先,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于1905年创办乡村小学,招收贫困农民子弟人学;1909年创办湖南第一所平民夜校,进行打盲教育;1914年撰写出版《教育学》论著,专设“工人夜学”章;1917年至1919年任湖南孤儿院院长。毛泽东于1917年为湖南一师学生、1920年任一师附小主事,曾两度主办“工人夜学”,其办学宗旨、教学模式等与徐特立《教育学》中“工人夜学”章是一致的。

在平民教育实践中,徐特立特别关心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子和孤儿。他留法归来,在《欧洲义务教育现状》一文中说:“法、比的小学生,天雨穿木鞋,儿童着破裤,我去参观的时候,一般学生简直是像叫化,尤其使我蹙然动心的,就是平民小学校……从前在长沙办孤儿院,孤儿院都是一般的烂叫化。我文觉得平民是很可怜的,所以平民小学教师,乃期终身的衣食父母。否则叫化长大,或当兵为匪了。我对于小孩,感觉一句话,就是小孩是没有罪过的……因为小孩之不幸,乃是社会上没有好的教养。这次我经过上海哈登路,一般的烂叫化,真是多极了……我们若是不将这般烂叫化弄好,将来他们长大,定是无业的流氓。我们睡觉,恐亦不安”;“学龄儿童,须强迫入学,女子尤须注意……女子补习学校,宜从速设立,一年或半年毕业,俾成年女子,略识之无,可以作工,可以经商;程度稍高者,可以办公。”

为了解决平民教育师资匮乏的问题,徐特立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说:“实业知识,启之于小学校,然须先于师范学校养成教员。”所以,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两所师范,开办了多期师训班,潜心师范教育与研究,培养培训了大批教师。1919年以前的长沙教育,差不多都是徐特立一手办起来的。那时长沙共有800多所小学校,绝大部分教员都经他培训过。

平民教育是20世纪初兴起的教育思想和运动,是新教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平民”的教育权利,要使普通平民获得知识,启迪广大平民的爱国民主的自觉心。由于思想政治方向不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以分子,如李大钊、邓中夏等,提倡平民教育,创办工人夜校和劳动补习学校,以工人群众为主要对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文化知识教育,引导和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斗争。二是持“教育救国论”的知识分子,如晏阳初等,也提倡平民教育,宣传“不先有平民教育,那能行平民政治”的主张,创办平民学校和平民教育实验区。这一时期,徐特立与周方、罗教铎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和勇气,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以“灌输平民常识,藉图教育普及”为己任,主张打破几千年来少数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用炽热的热情去点燃民众智慧的火花,用孜孜不倦的精神去拨开劳动者的心扉,展开了一场空前的以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盲运动,姑不论其成效,单就其成效和勇气,便足以在湖南教育史上留下永恒的一页。

 

三、形成期(19271934):工农民主教育

上世纪20年代末,随着国共合作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施,湖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2612月,徐特立会见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随后于1927年春回五美农村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惊喜不已,他开始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单靠教育是不可能救国的,于是积极加入大革命的洪流。他说:“革命潮流粉碎了我教育救国的理论”,“我把专门的书本教育及专门学校教育的传统思想改变了”。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何叔衡的建议下,他参加了国民党左派。19273月,他担任了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主持了湖南省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的工作,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党部工农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19274月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5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国民党左派“似鸟兽散”。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历经半生艰辛摸索的徐特立,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革命惟一的出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30年底至1934年期间,徐特立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理教育部长、列宁师范学校校长、教材编写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苏维埃大学副校长、中央农业学校校长。在这个时期里,他实际上负责领导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开始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分析、解决半封建殖民地旧中国的教育问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与苏区教育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标志着徐特立教育思想的逐步形成。这一时期的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工农民主教育以成年群众教育为重点,成年群众教育从识字运动入手。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19319)以后,徐特立从前线转到地方工作。他遵照毛泽东的建议,重点抓成年群众教育,并起草了《识字运动》与《识字运动的办法》两篇短文。《识字运动》的主要内容是:1.小组编制,以生活接近的3人到5人编一组,挑选该组中比较识字者为组长来教不识字的人;2.组长训练,定期召集组长来讨论教授方法、教材内容,使每个组长更有把握的去指导其组员,此种会议由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召集;3.读写比赛;4.教材由总政治部编印。《识字运动的方法》提出了著名的识字运动口号:把所有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配合,用所有识字的教所有不识字的,就是“用工作人员教工作人员,战斗员教战斗员,群众教群众,老公教老婆”。这一科学方法比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要早三年。如果说陶行知是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教育家,那么徐特立则是领导解放区教育工作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湘徐与??陶,教育之双端”(田汉语),徐特立和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双子星座。

(二)改革普通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使识字组、小学、师范以及各种专门学校,都能在传授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加强教育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的联系。19344月,他主持制定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规定:“小学的一切科目都应当使学习与生产劳动及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并在课外组织儿童的劳作实习及社会工作,劳动应同当地经济情况相配合,有计划地领导学生学习各种工艺、园艺、耕种及其他生产劳动”,并且强调要培养儿童的劳动观点,传授生产知识。

 

四、成熟期(19351949):“群众本位”教育

徐特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等职,全面领导了陕北根据地教育事业。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情况,总结经验,先后发表了《抗战给我的机会》、《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抗战五个年头的教育》、《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等著作,揭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在这些著作中,他深刻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宗旨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对于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既不是一律排斥,也不是盲目服从,而是批判地接受它;对于知识分子,不分阶级、信仰和党派,应与之很好地团结起来。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国民”,也就是“为着完成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任务而教育后代”。他指出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根据地的教育必须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服务。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发展自然科学教育中,把教学、科研和生产联系起来。

这一时期徐特立最主要的,也是最具特色的理论建树是提出了“群众本位”的教育观。“群众本位”教育观的要点是:中国国情的发展赋予教育事业的使命是“给广大的工农群众与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群众本位教育的主体是当家作主了的人民大众。发展着的中国国情,需要教育事业塑造新一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的劳动者。群众本位的人民教育,是要培养从事脑力或体力劳动的富于创造性的高素质第一代建设者――“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翁”。人民教师是群众本位教育的主导力量。新型的师生关系“没有资产阶级的所谓教师本位或学生本位的对立”,教师“由封建社会人民的老爷变为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政府负有办好人民教育的责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群众本位教育的本质属性。

徐特立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建树显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也标志着他教育思想的成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完善期(19491968):社会主义教育

新中国诞生以后,徐特立不顾年事已高和领导工作的繁忙,仍怀着巨大的热情,以无私无我的精神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先后发表了《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教育讲座》、《各科教学法讲座》、《论国民公德》、《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纪念五四对青年的希望》等论著和谈话,将自己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

他对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进行了深入阐述,突出地强调了三点,一是要培养“有文化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我们要学生学习普通的必要的基本知识,要学生参加某些生产劳动并学习这些生产上的技术和道理,都必须针对培养目标(教育方针)极力讲求效果。”二是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我们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只会接受书本上的现成知识还不够,还需要能够发现新知识。那就更需要从手脑并用的劳动中,改造事物,分析事物,综合事物,才能得到关于事物的一些新知识。”三是要培养具有良好心理素质的儿童:“教育儿童要从意志、理智与情感三个方面同时注意培养,使其能得到平衡的发展。如只有知识而无意志与情感,便不会创造出东西来。有了意志的集中,理智与情感才能成为力量。”

关于教育目的,他认为教育必须为巩固人民的新政权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强调通过教育这个工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培养青年一代的革命理想和良好道德品质,对于巩固新政权的重大意义。在谈到教育为发展社会经济服务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来改造和恢复农业、工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必须发展教育和科学,发展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搞好在职职工的教育。他说,“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需要科学和技术的提高”,“在劳动青年面前,文化学习更加是特别突出的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途径,徐特立提出了三个要求:(1)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联系起来”,“使知识与行动、用脑与用手统一起来。这样的学生不独有知识、会想,而且有办法会做。”(2)教育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学校教育如果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生活,脱离了斗争,脱离了各种条件,这种脱离社会斗争和群众的‘独’不能改造人,反而会使人畸形发展,变为书呆子,变为奴隶。”(3)教育要激起学生的进取心:“青年需要向各方面发展,应该保持他天真活泼进取的态度永远不衰。一切固定性、偏执性、早熟性都是不应有的。”

他还对教育实践中出现和存在的许多问题,如科学与常识、书本知识与感性知识、继承与创新等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揭示了它们之间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徐特立说:“我的生活随着社会从人类被压迫向着解放走,从失败向着胜利走,一切生活都配合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徐特立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是中国教育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伟大变革的一面镜子。